导师的逆袭30成功的暗线,革命的本钱
第一章
钱不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
中共创建时，共产国际确曾提出予以资助，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不肯接受，拿人钱就会受人管。
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元了事。陈出狱后才得知，马林为营救他们几人，聘请法国律师，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令陈独秀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的同志，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仅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就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其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需要经费。
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现实。
从这次被捕开始，到靠共产国际拿出一大笔钱把他赎出来，学者党魁终于深刻认知到：
钱能通神，搞政治不能离开钱。
这之后，陈独秀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
实际上，这一选择很正确，因为越往后，党组织的规模越大，越不得不接受！那时的“职业革命家”没有社会职业，只能靠党内的津贴度日。国际资助有限，党内经费紧张，顺直省委的津贴中断了，组织部长彭真卖掉妻子的金戒指坚持工作，可工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就发牢骚了，再革命也得养家糊口啊！
商家子弟蒋介石却是从来懂得金钱的力量。年向共产党痛下狠手，打压工农运动，上海滩的国际财团才能放心给钱。
为了生存，共产党也得抓起枪杆子，抓枪杆子也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汉口用银元武昌用法币，特务股长李强用小划子渡江炒汇，为党赚了一桶金。
革命需要钱！各地武装起义的红军，纷纷把作战收缴的财物换成黄金，千里迢迢送到中央。穷人的政党靠不上财东，就只能全党凑份子了。中央这边确实缺钱，隐身上海租界，不租个大房子就不能瞒过外国巡捕。年，江苏省委书记陈云接手负责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用几千元本钱开办了二十几个小铺子，不但完成秘密联络点的任务，还为党赚了钱。共产国际大加赞赏--以前这种联络点都是赔钱经营。
共产党也得会赚钱。陈云这个擅长经营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共的经济专家。
导师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意外缴获万大洋。当年，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进城也发了横财，这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吃光花尽就垮台。但毛泽东得财不存私房不发赏金，全部交给中央银行。这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毛泽民。别以为书生出身的毛泽东讨厌钱，毛主席和毛行长千方百计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革命的目标是建国，国家的财源必须源源不断，那就要用钱生钱。这用钱生钱的外贸，不但能赚钱，还建立了统战关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是苏区的外贸伙伴，在红军突围长征时秘密放水。
长征，那是一次被迫突然的大逃亡。十万红军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上万公里，这征途大军怎么供给？大侠上路不怕没钱，杀富济贫我来也，可红军不是独行侠，一支大军的供给必须依靠大组织。红军专设一个没收征发委员会，供给部长林伯渠主任，银行行长毛泽民副主任，沿路没收官僚资产征收土豪浮财。财主们闻风而藏，纷纷把财产转移深埋，不肯给红军留下多少。幸亏毛行长预有准备，国家银行的金库也随军长征了。银行积累的黄金和银元分到各军团，由部队分别背走。毛行长身边还有个“扁担银行”，上百副担子担着巨额的黄金银元和纸币。
原来，
大侠上路是带着钱的，
不能光靠沿路现找啊。
红军打下遵义城，毛泽东发起路线讨论，从此掌控中共的方向。就在这时，毛泽民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行货币。红军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分到货币形式的津贴，可以手里拿着钱到集市购买急需的毛巾和胶鞋，还能下饭馆打打牙祭。商家和百姓拿到这些苏维埃货币怎么办？毛泽民设立了几十个兑换点，用红军缴获的食盐和香烟收兑货币。
货币需要流通，这流通搞活了红军的行军生活和驻地经济，也给共产党和红军留下极好的信誉。二三十年以后，还有各地百姓拿着红军货币找新政权兑换，这些收藏人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掌天下。
遵义会议是改写中共历史的重要会议，遵义发钞，也是中共经济史上不该忽略的生花妙笔。
“熊老板”的钱袋子
搞经济无非是开源节流，共产党彼时尚未执政，开源的渠道很少。因此，全党上下养成了节流的习惯，极其俭朴。
红军官兵平等，从总司令朱德到普通战士，每月津贴一律五元。还规定了严惩贪污的法令--贪污五元就枪毙。长征到藏区，部队四处筹粮，一个年轻红军进入喇嘛庙搞了一些粮食，违反纪律--枪毙！执行纪律的人，并未顾虑受刑人是主席夫人的弟弟。
白区的生活更是缺乏来源，不少共产党员筹款是从自己做起--毁家纾难。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
党的钱来得不容易，经办人员无不格外谨慎。特别会计熊瑾玎掌管着南方局的全部经费，手里有钱，人称“熊老板”。熊老板有个特别的钱包，一只长布袋绕在左手腕上，袋口始终攥在手中。这握钱的手握得极紧，女儿突发高烧需要打针，可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要十元，熊瑾玎自己没有闲钱，手里掌握大量公款，但就是不肯挪用。这一耽误，女儿不幸病亡。后来，熊瑾玎又一个女儿病了，毛泽东从延安发电报到重庆，组织上拨款治疗！
尽管共产党人极其俭朴，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红军对俘虏的技术军官特殊优待，电台台长王铮月薪五十元，是总司令的十倍。八路军优待外来知识分子，从大上海来的艺术家严寄洲，津贴七元半，比贺龙司令高两元半。
周恩来在重庆，也尽力资助生活困难的党外朋友。
日寇侵占东北，失去家园的东北人成为中国最大的流亡人群，生活无着。东北革命元老高崇民发起东北救亡总会，救助同胞团结抗日。高崇民早在年就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他筹建团体不找共产党化缘，专找国民党要钱--扣押东北少帅张学良的老蒋欠着东北的人情！军统局长戴笠出了五万大洋，却不知，东总的副会长阎宝航和秘书长于毅夫都是秘密共产党员。公款公用，高崇民自家的生活十分困窘。周恩来派人送去津贴，可高崇民不要。高崇民知道，共产党的钱来得不容易，连周恩来自己都节衣缩食。周恩来却非要高崇民收下。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人能够以战养战，民主人士却是拖家带口，还要在社会上层活动，没钱实在不行。
蒋介石最知道钱的作用，委员长手握大笔特别费，接见部下时总会颁发赏金。召见西北军将领韩练成，蒋介石当场赏赐大洋五万，派韩练成去桂系监军。只可惜，那韩练成拿了老蒋的钱，却转身去了红岩村，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
钱财，并不是一个人的最高追求。韩练成上心的不是“钱途”而是前途，个人和国家的前途。蒋介石的锦上添花，不如周恩来的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也要有炭，无论是资助朋友还是维持党工运行，都不可避免地要用钱，可是，这钱从何来呢？
共产党“走镖”秘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经济极其困窘，国民党中央不但停发军饷，还封锁棉布医药等物资。毛泽东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生产要有周期，供给却一天都不能停，毛泽东又调来特科老将南汉宸当财政厅长。南汉宸出手就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又让张道吾开拓定边的盐池，很快扭转了困局。各根据地知道中央困难，也尽力支援。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
擅长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早有密送情报的看家本事，如今又用来偷运钱财。
上海，毛泽民接到大笔外汇，偷偷换成金子，金戒指压扁，金条装箱，亲自提着箱子上火车。西安，身着少将军装的叶剑英亲自进站迎接，国民党特务不敢拦截。延安，黄土窑洞也能收到外国洋货，海外华侨资助了药品和X光仪器。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离，去过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如今也要夹带金条。董老的西装里面有个特制的马甲，这马甲的暗袋能装金条，地下党的积蓄要带到延安支援军队作战。
内战在即，李先念的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困，急需物资支援。邯郸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手里恰好有钱，刚刚缴获了大批法币。直飞北平的美军飞机，装上45个大箱子，美方正在调处中国的国共冲突，有义务派飞机运送中共谈判代表。接到箱子的叶剑英又派专人押运，再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送到武汉。这45箱法币放在解放区是废纸，到了国统区就换成物资，保障了中原部队突围所需。
在那没有银行不能汇兑的时代，钱币流通要靠大侠走镖，走镖也难，黑白两道都有劫财客，武功高如大侠，也难保钱财不失。中共的走镖却极少失手，多年的地下工作，早已练就明暗两手，全党同心，各地都有接应。
好钢用到刀刃上，每个铜板都用到战争胜利上！
第二章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句话有完整版，其实是这样的：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致富需不需要劳动？当然需要！
劳动能不能致富？这当然不一定！
这属于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就这点事。
很多人认为努力努力再努力，把公司当家，吃喝拉撒都在公司里，玩儿了命加班，就能换来收入的快速增长。
或者说，他们心里有种如中国房价永不会跌一样的信念：
只要我努力工作，我多花时间在工作上，就一定可以实现买套学区房的梦想！
努力工作并没有问题，但是只想靠着努力工作，就实现财富的巨大飞跃，这和抱着存钱罐去北京买房，有啥区别？
努力工作是生而为人的起码要求，但它和财富巨大的增长，毛关系都没有。
海底捞的服务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香港高盛投行的员工每天也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的收入，为毛差距那么大？
你能说，海底捞的服务生，没有高盛投行员工付出的劳动多？
每个人都应该从战略高度弄清楚，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分配的。
财富的来源：
来自于资源，所谓的信息优势。
来自于资本，所谓的靠钱生钱。
来自于注意力，所谓的靠流量生钱。
来自于劳动，所谓的靠卖劳力生钱。
从上往下，每一层都把下面一层的人秒成渣渣。
从财富的直接创造来说，毫无疑问，最终是要靠劳动来产生GDP的，流量又不能发电，有个好爸爸又不能炼钢，明星长得再好看，也不能变成可以吃的馒头包子。
但是，这些产生GDP的劳动力，却要接受自身产生的价值，一层层被上面的层级吸干，最后给你留点残羹冷汁，你还得感恩戴德。
写到这里，顿感浑身通透！
大家终于明白为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口号的力量为何如此之大了，因为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是多么完美正确而且伟大呀！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是。
从战略上，你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
遍身罗绮者，不可能是老老实实的养蚕人。
可能收入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确定的收入。比如我文章开头提到的%确定的块，和50%确定的0块。
大多数人之所以成了大多数人，是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大多数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我上一次过马路是安全的，下一次一定也是安全的。
但事实上呢，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一个概率事件。你在绿灯时过马路安全的概率可能是99.%，但你在红灯时过马路安全的概率就变成了比如70%。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概率的存在，从来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或者说，确定的事情，也只是概率事件的一个表现形式。
用概率的思想看世界，会颠覆你之前形成的很多认知，会让你恍然大悟，之前的自己活得真的就像个啥也不懂的傻子！
因为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本上是错的，所以他们会误认为这个世界的运作，应该按照确定性的法则来。
追求确定的收入，
追求确定的关系，
追求确定的承诺，
追求确定的结果,
……
告诉我，这些情况，哪一种不会让你痛苦？
追求确定的收入，让你一辈子就只是个打工的，拿着固定工资，望学区房兴叹。
追求太确定的关系，就容易变得疑神疑鬼，不但自己没有安全感，还把对方也搞得痛苦不堪，最后肯定分手。
眼里只有确定性，会让人丧失对生活惊喜的期待，进而会让人失去开拓、探索和创新精神，没有勇气和冒险主义的情怀，你怎么可能发现大部分人都发现不了的财富宝藏？
追求确定的结果，只有一件事是唯一确定的：
你只能做一棵被人收割的小韭菜。
任何理性的人，应该追求的都是，概率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你要想办法做的事有两件：
1.提高收益结果的绝对值。
2.提高收益实现的概率。
在这两者之前求到一个平衡。而不是只追求第二个方面%的概率值。
第三章：
下面，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往回穿越，光阴同样如飞箭一般飞快，转眼就到了年3月5日，毛泽东、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周恩来，电文中说：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即长汀）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
中央苏区是90年前中国共产党始创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屡遭国民党军“围剿”，“苦难”与“血色”是那段岁月的基色。虽说任何红色区域的存在都不容易，都不能“轻易放弃”，但一个长汀，何以被毛泽东等特别看重，称为“根本重地”呢？
一
夜有所思，日有所寻。有地利之便，次日天明，适得放假，我兴之所至，索性沿着当年伟人足迹，在长汀古城走了一圈。
绕汀城三水之一的金沙河畔，有一座客家府第名唤“辛耕别墅”。阳光在庭院中老树的枝叶间跳跃，树下一口长满青苔的老井，井水依然丰沛。院内两天井，亮光泄下溢向厅堂，就像客家人口中常说的图景：要想富，天上留块布。环顾四周，柱础颇大，梁柱上好，木刻精巧，一看便知匠人手艺高超，也猜得出屋子的主人非富即贵。这辛耕别墅是民国时期汀州商会会长卢泽林的老宅。
“辛耕别墅”——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
年3月中旬，这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那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入了长汀。
红四军是中共军史上最早的红军，就是闻名国内外的“朱毛红军”。90年前的3月，历史的机缘将这支伟大的共产党军队与千年古城长汀牵在了一起，产生了“核聚变”一般的神奇能量。
年3月11日，主因“经济无出路”而撤下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一路且战且退，从江西瑞金壬田进入闽西长汀，13日、14日分别在长汀渔溪、长岭寨打赢国民党守军郭凤鸣旅，击毙旅长郭凤鸣，挺进长汀城。辛耕别墅的主人因与军阀有来往，出逃了。这座大财主的宅子便做了红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毛泽东和朱德住在两边厢房。也是那时，朱德在这里与康克清成了婚。
毛泽东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在辛耕别墅里要来了几种汀州志书，买了各地报纸，连夜阅看。他叫来段奋夫、黄亚光等当地党组织的领导者，让他们请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老流氓头子等“六种人”，开了调查会。这六种人对汀州社会方方面面最熟悉。了解清楚哪些是土豪劣绅、哪些是民间富商，毛泽东起草了几种文告，让乡民知晓红军的政策，然后定了一条：向资本有一千块银元以上的商人借款。很快就借到了3万元，加上没收反动豪绅的2万余元，总共筹到了5万余元。这对红四军来说，可是一大笔钱，一下子解决了在井冈山时的“经济无出路”问题。
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辛耕别墅。新华社资料片
“资本一千元以上”，我的脑海里萦回着这句话。为什么是一千元？我仿佛看到毛泽东连日的调查、思索，他很清楚，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事情决不能干，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将来长汀要起大作用。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说：“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在辛耕别墅，毛泽东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南昌等各地报纸，获知了在井冈山难以得到的消息，帮助他得出“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的正确局势判断，作出了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决定。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辛耕别墅召开，通过了这个决定。当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开头称呼用了“飞转”的字眼，信中说：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毛泽东重复说道：“帷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毛泽东雄才大略，胸中自有百万兵。他一生不摸枪，却摸书、摸民情、摸实际，摸住不放、知行合一。我想那一夜，他在奋笔疾书时，一定心潮澎湃而又异常冷静，确信这个决定描绘的蓝图一定会实现，从此开辟新天地，从那时那地起走向胜利的彼岸。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了这一决策的伟大。
长汀幸甚，成为诞生这一伟大决定的地方。
朱德说得更加直接：“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二
走走停停，抚今追昔，不觉间来到了汀州试院，它背靠城中卧龙山，面朝唐代广储门，坐抱护城河，远眺南屏山。红墙黛瓦、古木参天。拱形门楣上塑着八个繁体大字：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长汀县博物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汀州试院旧址。
宋代建成的汀州试院，是汀州八县学子应试秀才的地方。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如今院内增设长汀县博物馆，东西两侧厢房内的展览陈列，向游人讲述着汀州客家的传奇历史和古韵人文，“红色小上海”馆内则展示着风云激荡的长汀苏区革命史，展柜里当年红军的第一套统一的自制军装引人注目。
就在年3月红四军占领长汀城后，从军阀郭凤鸣设在闹市区东门街周氏宗祠的被服厂里，发现了十多台日本造的新式缝纫机。这在红四军队伍里人人都是头一次见到，真是如获至宝。
年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名著《伟大的道路》。书中对朱毛红军这支“穷人队伍”首次入闽和长汀红军被服厂的事，有大段大段的描述。
史沫特莱并未来过长汀，她只是忠实地记录朱德的回忆：
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许多有关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他特别提到其中三件事。第一是郭凤鸣的尸体，农民们要亲自看过才确信他们的敌人是真死了。
他还记得供应郭凤鸣武器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专给他的部队做服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八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
“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过了很久，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随我们一起走。他们随身带着机器，我们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工作。-年长征期间，缝纫机也跟随我们，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干起活来。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缝纫机。”
长汀被服厂所在的周氏宗祠门脸不大，砖石依旧，墙头的苔藓应是从当年风雨下繁衍至今的。它像惊蛰时的第一声雷，又像晨曦中的号角，吹起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建设的一池春水，一批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破土拔节。在长汀就有红军被服厂、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造纸厂、弹棉厂等15家，占据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半壁江山”。
三
一晃半晌已过，及至中午，转到了店头街，在这里吃碗泡猪腰和拌米粉，休憩片时。
店头街
县前街上的毛氏老宅是中央苏区第一家红军印刷厂和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的旧址。年5月，长汀红军印刷厂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有石印部、铅印部，主要承印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识字课本和《浪花》《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用石印机印制的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画像，白底红墨，在当时算上乘质量。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列宁画像。
在城南大街横向相接的西门街，我看到如今已是电大工作站的楼房前挂着“红军斗笠厂旧址”的牌子。斗笠今天在城市已经少有人用，游客往往买去当家里的装饰品，但当年可是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长汀红军斗笠厂成立于年冬。
在长汀流传一个毛泽东“改斗笠”的故事。年冬，医院休养时，来到斗笠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琢磨起了斗笠式样。原来厂里生产的是“尖顶宽边”粤军斗笠样式，边沿是用一条宽竹板夹起的，他认为行军时斗笠的宽夹边上下晃动，很容易划破衣服，改成平的缠边就不会。他又说，把尖顶也改了，行军不会伤到后边的人，休息时还能当个枕头。工人师傅们觉得毛主席想得细、说得在理，就连夜琢磨着改进。
当毛泽东拿到新设计的“圆顶缠边”斗笠后，好一阵端详，一会儿放在床上试试坐，一会儿拿在手上扇扇风，很高兴地说：改得好，平顶平沿一律平等嘛。新式红军斗笠好处多，携带轻便、可当坐垫、休息作枕头、天热当扇子。
至今长汀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个故事：“粤军斗笠簸箩沿，夹边逢雨水珠涟，行军背上磨破皮，毛委员建议改缠边。新做斗笠滴滴圆，行军休息当枕垫，唔积水来唔磨衣，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
在长汀，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他们乐于传颂，觉得毛主席雄才伟略还细心周到，归根到底就是和战士、群众心连心。
年秋，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多名工人，产量由此迅速增加，仅年长征前的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情却一路在、永流传。
在福建省苏旧址展馆里，我看到了一些当年设在长汀的苏区工厂老照片。照片不知拍摄于何年，黑白的，泛着黄，大都模糊不清了。我把眼镜摘下，凑近去看，鼻子几乎要贴到照片上。
老照片把故事娓娓道来。年开在城南大街赖氏坦园祠的汀州弹棉厂，日产余斤棉花，交给红军被服医院制作药棉。老祠堂内光线也不甚透亮，在黑白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当年汀州弹棉厂外出收旧棉的工人，肩挑着、板车拉着团团旧棉，棉堆下只见两只黝黑的脚飞快小跑。弹棉飞起的满屋细絮让我看不清有多少工人，只听满耳嘭嘭嘭的单弦合奏声欢快四起。中华樟脑厂的工人们趁着大清早的凉快，从茂密的樟树山上挑下一捆捆樟树枝叶，拉进城里熬制樟脑油，那是一种淡黄色的油，可以用医院药用。那年头煤油少得可怜，樟脑油是苏区军民解决照明困难的土办法。在中华织布厂里，余名工人摇动余台纺纱机、织布机，生产出各种布匹和药布、纱布。濯田炼铁厂的多名工人，每天炼铁0余斤，打成兵工厂要的武器部件胚子，打成刀、锄、犁等农具。我还看到了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兵工厂、濯田水口村的造船厂的老照片。
赖氏坦园祠——弹棉厂旧址
在一片嘭嘭嘭、吱吱吱、嗡嗡嗡、叮叮当当的交响中，我仿佛觉得自己也随着当年军民的身影忙碌着，融在“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人潮中。
展柜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一则题为《猛烈开拓国家企业》的文章中说：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最近在汀州筹设的中华织布厂，大体都已布置好了，共有布机三十余架，不日即可开工。又该部设立的中华樟脑厂，也早已开始工作，产量极为丰富。船业和纸业则正在积极进行，在纸业方面投资达二十万元，已建设了中华纸业公司，大规模进行纸的生产。类似这样的记述，《红色中华》里还有不少。
《红色中华》刊登《猛烈开拓国家企业》报道
当年苏区工业少有大机器，设备落后，许多生产还依赖手工业为主。汀州府治所在的长汀，千年沉淀下来的能工巧匠众多，底子较实，成了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一大优势。
四
继续行走在商铺林立的店头街、水东街，老街上八九十年前商贸繁荣的印记依然深深。
走进店头街百来米向左几步远，就见着了林氏家庙。庄严高大的门楼玉树临风，厚实挺拔的山墙忠诚英朗，轻盈俊逸的飞檐翘角仿佛要跃翔蓝天。
林氏家庙——中化贸易公司旧址
这里曾在年初设为中华贸易公司，是苏区首屈一指的商业公司，资金最为雄厚，购销额也大。收购苏区出产的烟叶、茶叶、香菇、木材、药材、樟脑等土特产，想着法子从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中运到白区销售，又从白区买回大量的西药、布匹、食盐、印刷材料、煤油、手电筒等苏区紧缺物资，然后再销往苏区各县，供给军需民用。
挨着林氏家庙旁，有一座看起来年代沧桑的阙氏宗祠，年冬天，这里开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纸业公司。
造纸是长汀的传统产业，古代汀州府所产的毛边纸、玉扣纸就很有名，远销东南亚。民间纸槽、纸工、纸农遍布全县，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当年长汀有纸厂多个，远高于苏区其他县，因为盛产土纸，纸行集聚，带来外贸的兴盛，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在长汀办起了纸业公司。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其余的运到潮汕、广州一带出售，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物资，年销土纸担。上海《申报》曾于年2月8日在《长汀造纸概况》一文中报道：“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委一兴国人为经理，资金20万元，曾将其出口一部……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此造纸公司设长汀。”
水东街，是城东汀江岸边的一条四百米长的老街，街面要比店头街宽一倍多，两旁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长长的骑楼廊道，牵拉着一溜儿店铺，手拉着手与游人一道追忆长汀苏区当年繁忙的生意。
在长汀县博物馆里，有一座同比例复制的“小小商店”门面，原址就在水东街，年春由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开办，从上海、福州、潮汕等地进货，是中央苏区日用百货的骨干商店。柜台上、货架上、店里店外，吃的用的，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地摆放着。细看光卷烟就有二十余种，我甚至找到了当年上海才有出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华”牌香烟和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海报，真印证了当年的说法：上海能买得到的货，在长汀苏区都能买到。
从年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以及“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等公营商业，门类众多，聚沙成塔。我注意到，成立于年初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除了与中华贸易公司一样采买经营苏区紧缺物资外，还卖海味。“海味”，在今天还不怎么吃海味的长汀山区，当年这可算是“有点潮”了。那红色旅馆的“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现在县城的宾馆也不过如此。
五
在水东街我遇到一个当地的老人，他对我说，水东街老字号遍布，以客家人居家生活“三大缸”——酒缸、酱缸、染缸而闻名。当年这条街上，京果店、纸行、药店、布店、米谷油盐店、酒楼饭馆、酿酒作坊、染坊、日杂、剃头店、裁缝店、银号、典当……应有尽有，而染坊还在年3月红四军首次进长汀那段日子里留下了突出的故事。那时红军被服厂虽然有了缝纫机有了裁缝，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备足可做0多套统一的军装、绑腿的灰色布料，成了一件考验人的事儿。从长汀城里的布店就地采购来大量的原色布匹不难，可是由满天星一样分散的染坊怎样才能统一漂染成灰色呢？染坊主们想到了统一工艺、各自生产的办法。以水东街如意宫旁李家、小桥子头蓝家染坊牵头，统一染料配方、统一浸染水温、统一漂洗次数、统一晾晒时长，全城大小染坊齐动手。如此这般，才按时把近三千匹染好的灰色布交给被服厂。
水东街张氏宗祠——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前，有个大观庙市场，那里曾是中央苏区政府在长汀城里开设的大市场。与司背街市场一起，这两个大市场史称“红色米市场”，专为无店铺的个体小商人、农户交易农产品而开设，每天有邻县和乡村的0多人，肩挑手提各种农产品前来交易，单单大米、豆、麦每天就达到7万多斤。
张家祠——福建省总工会旧址
站在大观庙市场前，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军民就在身旁穿梭忙碌。我不禁想，当年在战争环境中，苏区四周又都是国统区，经济上遭受封锁，私营商业是很难发展甚至许多要关门倒闭的，共产党、红军对待私营商人、手工业者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能够促进长汀城里的私营商业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呢？
长汀县博物馆展出的一份《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似乎向我透露了秘密。那是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首次发布的，里头明确写着：“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长汀的私营商铺本来就数量众多，好政策一发布一动员，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根据年冬的资料，长汀共有家私营商铺。就在这前店后宅、汀江上下的来往忙碌中，小商人们做着自己的生意，却像蜜蜂一般联通着赤白区之间的有无，给苏区军民输送了不可或缺的物资支撑。
六
离店头街口不远处，汀州府文庙的对面，沿街一座一层楼的民国时期建筑，穹形门、砖木屋，白墙黑瓦，看上去绝非深宅大院，甚至显得矮小简陋，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三家金融机构之一，原于年11月在福建龙岩成立，不到一年后的年9月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长汀城。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苏币”，代理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等。
和现在的银行比，这些业务都太基本了，可在当时却是“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一切都靠摸索。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当时干部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办银行的规章制度可循，只是依靠在银行工作的几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边干边研究，搞了一点简单的办法。”“记账是采用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又参照商店的记账方法，略加改进，结果还是偶合于复式簿记原理。以后又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有的地方看不懂，我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被毛泽民同志看见了，问我是否用这种账簿，我说还没看懂，他说等托人买一本。后来毛泽民同志托交通从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次年筹备国家银行时，就是用的那套制度。所以从制度和技术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的。”曹菊如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任人民银行行长。
有个故事，说银行虽然储存有大量金银，但当时群众一开始不敢用金银兑换纸印的“苏币”，怕银行日后还不了金银，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行长阮山为了让群众敢用“苏币”，在年11月银行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特意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览，把储存的金银各摆成一座金山和银山，各种珠宝首饰点缀其间，金玉满堂，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
阮山为此事还写了一首顺口溜，把它贴在银行的门口：“银行出世在龙岩，全县工农尽欢迎，现在汀州开纪念，欢迎群众来参观。银行纪念一周年，群众参观几万千，银塔金塔真好看，人人都说是空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信用”的执着之求。
这件事之后，群众对苏区银行有信心了，许多商人因银元携带和保管不便，做生意中还愿收苏币不收银元。曹菊如回忆说：“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信用一直很高，是根据地发行纸币中少有的。”
年4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攻打漳州胜利，筹集到的多万银元就存放在闽西工农银行。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长汀成立，闽西工农银行与之共存，直到长征出发后的年11月。
长汀县博物馆陈列橱里珍藏着闽西工农银行停业时的最后一份“日计表”，毛边纸油印表格，虽然年头长了，颜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表头印着“闽西工农银行日计表，公历年11月10日，元为单位，第八号”，表格内分别有“收方、科目、付方”等栏目，数字是用蘸水墨笔写的，记载着付方“纯益类”收入6项、承前页付方1项、收方“损益类”支出计数，收支对抵结出纯利.元。
这份日计表详细记载了银行的经营活动，给农民低息贷款买耕牛、肥料、口粮，不用受累高利贷“利滚利”；给粮食调剂局贷款，粮食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缺粮时以原价的九五折卖给农民，稳定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贷款给商业公司和合作社搞外贸，收购土特产卖到白区，再买进紧缺物资，补充工业品市场供应，缩小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低息贷款给造纸、铸铁等手工业，尽力解决打仗和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增加财政收入。据当日的统计，放给造纸、石灰、炼铁、消费等合作社的信用贷款余额.55元，给温必有、丁连标等37户纸槽户的贷款余额.62元。
我惊讶于那时的理念，好似“水中映月”，当年明月映于今，在一代接一代人的接力下不改光辉。
第八号日计表使闽西工农银行停业前的经营状况能够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说来也巧，编制那天正好是银行成立四周年。
我在这张老旧毛边纸前驻足良久，思绪翻飞，脑中回响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的长汀山歌：“白匪复辟心好恶，石头过刀草过火。苏区房屋被烧光，多少无辜受折磨”……渐渐湿润了双眼。这份日计表，是在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石头过刀草过火”疯狂反扑的形势下，银行随着留下打游击的福建省委、省苏机关辗转到离长汀城七八十里外的四都乡山区，环境和条件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完成的。我能想象这些党的金融先辈们“人在资财在”的强大信念，饭可不吃，命可不要，银行在账就不可不做。这是一种异常坚韧的忠诚与担当！
七
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汀洲（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洲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年，谢觉哉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也在报告（《南方老根据地印象记》）中这样描述长汀：“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在苏区有红色的上海之称。”
经济上有立足之地，是独立自主干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长汀，中国革命获得了这种经济支撑。第四章：沿着历史的足迹，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导师能从井冈山到长汀，单靠秋收起义那点部队不可能完成，因此，再往前穿越近一年的那件事，具有中国国运分水岭的作用！
朱毛会师组建劲旅
朱毛会师，指年4月28日，导师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作为后来人更能看出来：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历史背景
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年7月12日进行改组，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组织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组织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
会师经过
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
赣南三整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广州三河坝。面对四周数倍于己的敌军，前委作出决定，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起义军的主力南下到潮州、汕头，与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其余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在三河坝坚守，阻击敌人，防止敌人追击起义军的主力。朱德率领部队在三河坝坚守了三天三夜，保证了主力安全的南下。但是朱德率领的部队损失很大，从0多人锐减至0余人。而且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四周有4万余人的敌军。并且由于大革命、南昌起义的相继失败，队伍内部官兵情绪低落、失败情绪蔓延，加之与前委失去联系，内部甚至有解散部队的声音。面对这一困境局面，朱德挺身而出，对部队官兵进行了动员，表明了要革命、带领部队走出困境的决心。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部队转移到江西南部天心圩，在局势稍微稳定的局面下，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内部整顿。
半个月后，在大庾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又在半个月后，于上堡进行了第三次整顿。这就是赣南三整，经过三次整顿，部队的组织健全了，政治工作又开始顺利的开展了，官兵们的信心也足了，内部问题逐渐解决。走出困境
内部问题解决后，朱德、陈毅开始着手解决外部困境。部队当时没有弹药的补给，没有军需给养的维系，困难很多。正在此时，朱德发现国民革命军第16军范石生的部队正在附近活动。朱德与陈毅经过研究后，准备与范石生部队进行联系。
前期周恩来在范石生部队中安查过党员团员，并且范石生部队与蒋介石、粤系军阀、桂系军阀不和，也想借助朱德的部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多方面的背景下，朱德部队与范石生部队进行了接触谈判，达成共识。一是朱德的部队是独立的；
二是南昌起义部队的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6军47师团；由范石生部向朱德部队提供弹药给养。这次联合解决了朱德部队的弹药供需及军饷给养问题。建立联系
朱德听说导师已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往联系。正在这时，何长工几经周折，也终于找到了朱德，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络。
蒋介石听闻南昌起义部队藏匿在范石生部队后，要求范石生部缴械起义部队，逮捕朱德上送。范石生立即通知了起义部队，迫不得已，起义部队离开范石生部，北上进入湘南。
湘南暴动
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联合农民运动，组织了湘南暴动。湘南暴动是历次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初期取得了成功，在7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湘南暴动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组织了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南北夹攻，准备镇压暴动，消灭朱德部队。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会师
3月上旬，当导师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进驻酃县中村时，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当即决定兵分三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
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2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第三路由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3月29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
陈毅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于4月8日到达资兴县城，同从井冈山下来的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会合。
导师率第1团在桂东、汝城牵制敌军，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于4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会合。
这是第一支同导师亲自率领的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军。同时，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一部以及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第2团一起到达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
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朱毛两支部队顺利会师。
部队改编
两支部队顺利会师后，开始改编。因为两支部队从领导到组织架构并不完全一致，部队的思想也急需统一。通过两支部队的军官交换意见，两支部队决定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顺利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第四军军委。
年5月4日，在庆祝会师的会议上，导师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提出了游击壮大力量的战略思想。
根据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军事工作大纲统一规定，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地位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粟裕:《激流归大海》)，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推动红军队伍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粟裕:《激流归大海》)，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井冈山会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天，导师和战友们亲手缔造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几十年来，这支人民军队以德服人，更靠类似DF快递这样实实在在的硬核，为遏制美敌乱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意义
1、朱毛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
2、朱毛会师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3、会聚和造就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人才。
4、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崭新到了。
历史精神
井冈山精神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
1、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屠刀面前不屈服，坚持革命斗争的产物。
2、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3、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井冈山斗争史是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历史。
4、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建立本身就体现着从实际出发的事实求是的精神。
5、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定的信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付诸行动，井冈山军民艰苦奋斗的作风，是非常突出的，在群众中作为佳话。
所有这些精神，实际都有物质基础，我们只有把这个暗线逻辑，彻底想通透以后，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真正坚定，而我们事业成功的概率才会足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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